北京股权转让律师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

　　法律意义上的资格，是指法律主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或条件。相应地，股东资格，则是指法律主体取得股东地位，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的能力或条件。股东资格的认定是公司法案件审理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如股权确认纠纷中，认定当事人是否享有股权实际上就是认定当事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在股权转让纠纷中，股权转让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决定了该股权转让是合法转让或是无权处分;在债权人追究股东瑕疵出资责任时，当事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决定了其是否需要承担股东责任;同样，股东资格的认定对于各类股东权如投票权、知情权、派生诉讼权等权利的行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现阶段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公司的设立与运作也不够规范，造成各地法院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做法不一，给处理这类纠纷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亟需统一。鉴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认定是以是否持有公司发行的股票为认定标准，一般不存在歧义，因此本文也仅就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认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首先我们看一个案例：

　　上海aa商楼(以下简称“aa商楼”)系上海bb商业房产公司(以下简称“bb公司”)与上海市对cc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c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联营企业，虽然上海百乐门经营服务总公司(以下简称“百乐门公司”)对其具有投资，但该投资系以“bb公司”名义投入，“百乐门公司”系通过“bb公司”间接享有“aa商楼”的股权。“aa商楼”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均无“百乐门公司”投资记载，“百乐门公司”的权利义务是通过与“bb公司”的隐名投资协议来实现的。“bb公司”因自身债务而危及在“aa商楼”中的股权，进而影响到“百乐门公司”的隐名投资，“百乐门公司”要求确认其在“aa商楼”中20%股权，变隐名股东为显名股东。[1]

　　一审法院认为，“百乐门公司”作为“aa商楼”的原投资者之一，在其以投资人名义实施筹建工作的过程中，依据政府行政决定，变更为隐含于“bb公司”名下的实际投资人，该行为发生于《公司法》实施前，并不违反当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bb公司”、“cc公司”对“百乐门公司”隐名投资均是明知的，三方在此基础上，分别自愿签订了两份目标一致的合资协议，且各方均依约履行了投资义务和享受利润分配的权利，同时，“cc公司”明知“百乐门公司”对“aa商楼”投资而予以接受，明知其向“aa商楼”派遣董事、享受利润而不予阻止，应视为默认。因此，对“百乐门公司”的股东资格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则认为，“aa商楼”系“bb公司”与“cc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联营企业，虽然“百乐门公司”对其具有投资，但该投资系以“bb公司”名义投入，“百乐门公司”系通过“bb公司”间接享有“aa商楼”的股权。由于“aa商楼”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均无“百乐门公司”投资记载，故“百乐门公司”的投资行为属隐名投资。“百乐门公司”的权利义务是通过与“bb公司”的隐名投资协议来实现的，而该协议的效力仅限于“百乐门公司”与“bb公司”之间，“百乐门公司”不能以此协议对抗第三人，故“百乐门公司”要求变隐名股东为显名股东缺乏法律依据。

　　一、二审法院完全相反的判决，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应当遵循什么样的思路?各相关证据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二、股东资格认定的基本思路

1.意思主义标准

　　意思主义，是指对表现于外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判断依赖于当事人的内心真实意思。在股东资格认定过程中坚持意思主义标准，是指在认定当事人的股东资格时，应当根据当事人的内心意思来判断其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具有成为股东的内心意思是具备股东资格的必备要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04年制定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一)》中也规定，确定股东资格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在具体案件中对事实证据的认定，应当根据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能力的真实意思表示，选择确认股东资格的标准。

2.表示主义标准

　　就股东资格的认定而言，表示主义标准要求不探究各当事人的真实内心意思，而仅仅依靠各当事人的外部表示行为来判断法律行为的效力。这是因为，内心的效力意思只有通过表示手段才能感知，表示行为是将意思表达于外部的标志，离开表示而探索表示人的真意，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史尚宽先生也认为：“为保护交易之安全，不得不置重于已表达于外部的行为之客观的价值，以保护信此而为交易之人。故不问真意如何，应以已表示者为标准，而决定其法律效力。”[2]

　　3.个人法与团体法的区分适用

　　实际上，采用意思主义标准或表示主义标准“并不仅仅是一个利益考量和政策决定的事情，更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反映了在不同价值指导下的不同观察角度”。[3]意思主义标准和表示主义标准都来源于民法理论中的意思表示理论。意思主义标准能够完整地体现当事人的真实内心意思，更好地追求“实质正义”。表示主义则偏重于考量“形式正义”，旨在使法律行为易于识别，从而保障交易安全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因此，有学者针对商法的特殊性提出股东资格的认定应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区分适用不同的规则，即个人法与团体法的区分适用。[4]

　　通过个人法与团体法的区分适用来认定股东资格，是建立在纠纷具有不同法律性质的基础上的。这种观点认为，意思主义标准是适合于民法等个人法的立法理念，表示主义标准则与商法等团体法的立法观念相吻合。因此，在认定股东资格时，应首先分析关于股东资格的争议是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还是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对于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如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在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则属于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此时应当优先适用个人法规则，利用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按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加以处理;如果股东资格争议牵涉到公司、股东外的第三人，则属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应当考虑优先适用团体法规则，强调外观主义与公示主义，而不考虑当事人的内心意思。

　　通过个人法与团体法的区分适用来认定股东资格，能够很好地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股东资格认定的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司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为公司法上的利益主体提供法律保护，公司不仅应当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而且还应当保护公司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公司对各种利益主体的保护，其根据在于两个方面，即法律上的合理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5] 就法律上的合理性而言，公司作为一种民主组织，必须保护好公司内部各股东的合法权益。就经济上的合理性而言，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在贯彻股东责任有限制度的前提下，必须充分重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使公司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个人法与团体法的区分适用，能够兼顾公司法法律上的合理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符合公司法的根本价值取向，不失为解决有关股东资格纠纷的有效方法。

　　三、股东资格认定的相关证据

　　一个公司的投资者是否具有股东资格需要通过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只能根据这些相关证据来判断和分析投资者是否具有股东资格。与股东资格认定有关的证据主要包括公司章程的记载和签署、股东名册的记载、工商登记、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以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等。

1.公司章程

　　对于公司章程的记载与签署在股东资格认定中的作用，我国理论界与司法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记载和签署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约定和登记机关的核准，是确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身份的必要形式和必经程序。[6]我国理论界多